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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明区的农场故事背后藏着一段难忘的知青
发布者:赌钱网址 点击: 发布时间:2021-02-09 20:05

  编者按:《寻找光明记忆:农场往事》讲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农场故事。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深圳光明区许多农场、牛场、饲料场等都面临着外迁与逐渐消失的情况。在新区发展的过程中及时记载老农场的历史,留存正在消逝或转变的侨乡、知青文化,回顾并整理老农场的文化历史,搜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结集出版,解决区域文献资源空白的问题。寻找光明记忆项目组于2016年开始寻访光明老农场,包括农场的建设发展历程、农场的特色建筑、生产场景、风景、物产,以侨民生产、生活与风俗习惯为代表的侨乡文化和以知青下放生产为代表的知青文化等。本书此寻访为基础,进行编辑整理与再创作,并对独具农场的旧貌、景物、建筑进行拍摄,形成一本图文并茂的反映光明农场文化历史的具有收藏意义的出版物。

  2016年4月,我们“寻找光明记忆”小组走进梁鉴时老人的家,他是光明农场最初的筹建组成员之一——原光明农场党委书记。83岁的梁老书记,亲历了农场的诞生与成长,讲述起农场初期的历史,仿佛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困难与艰苦如过眼云烟,而开拓与进取,却自然而然地在血液中流淌。这片土地上开拓者们普通却不平凡的故事,让人既感动又敬重。

  曾经,这里荒山野岭,杂草丛生,是鲜为人知的穷山僻壤。1957年9月,几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带着国家筹备建设农场的任务,打点行装,来到这片位于东莞、惠阳交界处,被称为宝安“西伯利亚”的地方,开始了他们人生新的使命。梁鉴时,就是这几位年轻人中的一位。

  “当时建设农场的筹备小组有四五个人,都是广东省农垦厅派来的工作人员,带队的是两位老红军,一位是当时广东省农垦厅的副厅长危秀英(是为数不多的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另外一位是农垦厅行政处处长邱回春(曾经是元帅的贴身警卫)。”梁鉴时回忆起筹备初期的情形,仿佛回到24岁的青春岁月,满怀深情。

  彼时的梁鉴时,在广东省农垦系统从事技术员工作,尚未成家, 血气方刚,对于即将到来的挑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和“战友”们来到光明农场选址地时看到的第一印象,就是“荒凉”。大片的荒山野岭,犹如一片处女地。

  “初来时,这里荒凉、人少,但是地多。”他介绍说。危秀英和邱回春两人带领几位年轻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和宝安县县委谈提供土地筹 建农场的大事。“当时国家打算在广州—九龙沿线建农场,供给香港农副产品,”梁鉴时说,“后来在坑梓、东莞、光明等地建设的农场都是 属于这一批。”

  据梁鉴时介绍,当时宝安县委为了配合农场筹建工作,为筹备组提供了两个区域进行选择,一是坑梓,一是公明。筹备组选定了当时属公明区的这块土地。选定建场地以后,筹备组就与宝安县委进行农场土地及人员范围的确定。梁鉴时当时具体负责与原公明区区长陈琴进行相关工作的对接。陈琴为筹备组介绍当地的情况,并共同商定把当时碧楼乡下辖的碧眼、木墩两个整村划给农场,包括所有土地与人员;另外再协调楼村,丈量土地,将楼村的一部分土地划入农场范围。据说,当时楼村非常大,辖楼东、楼西、楼南、楼北等多个村民小组,共有4,000多人,村民身份也比较复杂,因此就只划土地不划人进农场,并根据丈量土地的情况确定变更后交公粮、余粮的额度。当时,位于红坳村的宝安县农业示范农场,也整体转入筹建的光明农场。

  初期,筹备组的主要工作就是走访各个生产队,丈量、接管土地, 规划草图,建设安置点,迎接农场职工的到来。

  在筹建农场的消息传出去后,位于公明周边、当时属东莞黄江管辖的新美乡(含新陂头、圳美、羌下、迳口、白泥章等村)的村民,也跃跃欲试,联合起来主动打报告,申请离开黄江,到宝安加入农场。

  1958年,他们的申请获得批准,上述这几个村整村划入光明农场,成为加入光明农场的第二批成员。到了1964年,原来由广州军区办建设作为军区农副食品基地的沙河农场,也作为第三批成员加入光明农场,此为后话。

  至此,光明农场完成筹建工作,正式成立并逐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后来农场发展的最初规模。

  农场筹备小组与宝安县委以及公明区协调交流的过程中,把确定 新建农场的名称提上日程。当时公明区的陈琴区长建议新建农场命名为 “公明农场”,原因是农场建在公明区的土地上。筹备组反复讨论后,考虑到国家将供给香港农副产品的光荣任务交给新建农场,并且农场建 设工作同时承担了安置即将到来的下放干部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等背景,就取了“荣”的“光”字与“公明”的“明”字,共同构成“光 明农场”的名称。

  1958年1月1日,广东省光明农场正式成立。筹备组的领导危秀英回 农垦厅;广东省原农垦厅财务处处长何蓬来此任第一任书记、场长;筹备组成员之一邱回春任副场长。

  “几个系统的下放干部都来了,包括省民委、省农垦、银行系统的,连办公桌什么的都很整齐地带过来了。”梁鉴时回忆,1958年春节 刚过,1,000多名下放干部,分批陆续来到光明农场。

  农场草创之初,盖茅草房、建场部、打水井、建水库这一系列基建 事务,成为当务之急。这些基建和后勤工作,由当时基建队里的下放干 部罗广牵头负责,首先是选址选点,然后组织人马开工建设。

  在此之前,作为农场的筹建者和首批拓荒人,梁鉴时一行还暂住在 合作社的牛棚里。当时的牛棚里有一座砖瓦房,上面有横条,几个人就 在上面铺了木板搭建阁楼,临时安家。牛棚所在的位置,后来成为光明 集团的办公大楼。当然,那是后话。而建场之初,农场的场部则是位于 现光明中学一带。

  人员安置下来之后,梁鉴时等人就开始负责开荒了。当地原有一 个“八一基耕队”,有四台小型拖拉机,为便于耕作,梁鉴时出面请他 们来帮忙开荒。在一片草莽之中,“突突突”作响的拖拉机,撕开了荒 芜,开始了新的农场耕作。

  开垦出来的农田上,种植上粮食和经济作物,其中的一些香草,用 来加工制作香料。荒山之上,种植了300万棵桉树。这种树木,适应力 强,长得快,后来成为农场建筑房屋木材的重要来源。

  筹建时期,光明农场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供香港的农副食品基 地。猪肉,是其中一个重要品类。养猪需要大量饲料,饲料的来源,则 要通过拓荒种地得来。因此,在早期开荒平整出来的几千亩农田中, 3,000多亩地用来种木薯。木薯的淀粉含量很高,是重要的养猪饲料。

  按照当时的分工,当地原有农民依然负责耕种原来的农田,1,000多 名下放干部主要负责种木薯,也少量地穿插下去种些田。

  当年,第一季木薯丰收之后,养猪场还没有全面建设起来,收获的 木薯先用来酿酒。一座自办的酒厂,很快建立起来。一筐筐的木薯被送 进酒厂,变成香喷喷的白酒。

  1958年,正当光明农场的首批拓荒者热火朝天地投入建设,“”来了。

  “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一块农田可以产万斤粮。” 据梁鉴时回忆,“”时期,一些很不科学的说法、行动,加上严 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田大大地减产、失收。这种影响波及全国,其后 就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放开肚皮吃到饱,三餐吃饭不用钱。”在这种状况之下,把粮食 都吃光了,公共食堂未能维持很久。公明楼村、木墩等村庄,不少人饿 病了,甚至手脚拿不动农具。刚刚诞生不久的光明农场,也受到影响。

  幸运的是,光明农场的3,000多亩木薯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本打 算喂猪的饲料,大部分变成人的口粮,农场的人们依靠吃木薯,度过了 困难时期。

  “如果我们不种那几千亩木薯,那1,000多名干部就没命了。”梁鉴 时说,因为有大量的木薯作为救命粮,当时整个农场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直到1961年,成立三年的光明农场,也快要撑不下去了。消息通过几名参与筹建农场的老红军,传递到广州军区司令部。最终,广州军区 司令部来接管了三年,派遣一名海军中校司令员姚峰来农场担任场长, 并带来约40名军官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由此,光明农场度过了最困难的 一段时期。

  军区接管农场的这一时期,原有的生产队被称为“连队”,连长由军官担任,再挑选一些副队长,并培养一些干部。为了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除了安排知青下乡劳动之外,农场还前往罗定、惠阳等地招工, 这些人员和原有农场职工一起劳作。

  军垦时期,光明农场平稳度过三年建设期。首批砖瓦结构的房屋建 设起来,用板泥砖搭建,房顶用砖瓦结构来防水。农场居所和办公用房 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这三年,原本踉跄而行、蹒跚走路的光明农场,逐步渡过难关,站 稳了脚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农场的发展,光明农场的干部职工队伍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根 据梁鉴时的介绍,广东省民委、农垦、银行等几个系统的下放干部,在 光明农场锻炼一年多后,陆陆续续离开农场,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其后,光明农场又迎来一波新生力量:下乡知识青年。

  第一批知青在1960年来到光明农场,他们都是铁路系统的子弟。1961—1966年,每年都有一批新的知青来到农场。其中,1965—1966 年,是街道青年,而1970年,广东省邮电系统的青年又来到光明农场。

  城市知青的到来,为光明农场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带来了新的发展 动力。众多知青在农场的集体劳作中,结下深情厚谊。多年以后,他们 一部分人相继离开农场,却没有中断联系。时至今日,他们每年都会组 织知青联谊活动,一同缅怀当年在光明农场度过的热血青春岁月。

  1978年,国家把4,300多位越南归侨安排到光明农场。光明农场人 数立刻增加到以前的两倍,人口结构复杂,经济压力和社会治安压力增 大。此时,光明农场把几个人的保卫科发展成一个几十人的公安分局, 把学校扩大到以前的两倍,还迅速为没有接受多少教育的归侨们办起了 培训中心。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尤其是在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深 圳,光明农场也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开始了迅猛发展。光明农场率 先在全国进行了合资养牛、养猪等多种新型农业畜牧业的尝试与探索, 闯出一条条科学发展与致富的路,创下一个个响当当的品牌。

  1985—1993年,梁鉴时接受任命,相继担任光明农场的党委书记、 顾问等职。据他回忆,当年光明农场生产的牛奶,大量供应给香港,还 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青睐,不少国家领导人曾来光明农场视察,并饮用光 明农场的晨光牛奶。

  光明农场出品的火腿,当年也曾进入国家元首的宴席。据梁鉴时回 忆,1987年,以国宴接待英国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以答谢宴 席回赠,答谢宴中有一个菜谱用到的三明治火腿,就产自光明农场自办 的食品厂。当年,英国大使馆指定要这个产品作为撒切尔的答谢宴会的 一道食品。这家食品厂,就是后来的光侨食品。

  乳鸽、甜玉米、牛初乳,这三种美食如今被誉为“光明三宝”, 远近驰名。梁鉴时介绍,乳鸽和甜玉米,最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引入光 明农场了。当时,甜玉米在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成功配种,光明农场首吃 “螃蟹”,在全国率先引入并大规模种植。这一时期,鸽厂建立,乳鸽 养殖也发展起来。乳鸽、甜玉米、牛初乳,成为来光明的游客必吃的餐 桌美食。

  1983年前后,光明农场开启了另一个大型种植项目:荔枝。很快, 荔枝树总量达到14万棵。当时,整个光明农场有1.4万人,平均每人10棵 荔枝树。当时,农场负责人的想法很简单:有了这些荔枝树,农场职工 就不愁养老金了。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荔枝生虫的问题,一度困扰了农场员工。后来,光明农场从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昆虫研究所引入寄生蜂除虫的方法,有效地消灭了害虫,而且不用农药。这种小蜜蜂,个头比蚂蚁还小,在农场大量养殖,等到开花结果时期,就按照规定时间把蜜蜂放出,用小纸袋把蜂卵挂在树上,到孵化出来了,就在荔枝地里寄生,以虫治虫,最终达到清除害虫的目的。

  梁鉴时回忆,当年光明农场以这种方法种植的“鹅蛋荔”,个头很大,天然无农药,很受喜爱,“很多人当时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荔枝”。

  随着农场奶牛饲养规模的扩大,公牛的问题显现出来。养奶牛只要 母牛不要公牛,母牛才能产奶,公牛是“废品”,而几千头牛中总有50 头左右的公牛。早期,奶牛场不懂得处理,20元一头廉价卖掉。后来发 现,小公牛也有很大作用。当年,北京的一家医学科学院就提出要小公 牛的血,条件就是生出来之后,两个小时内要把血抽出来,冷冻处理, 再送往北京。此外,他们还发现,小公牛身上还可以提取别的物质,用 于提高人的免疫力。当时,光明农场几千头牛,天天有小公牛出生,这 是很大一批资源。

  1985年,光明农场开始筹建生物制品厂,农场出资200万元,合作 方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出资200万元。当年,选址确定之后,光明农场用 了短短三个月就建起了厂房,而同类工程当时在武汉的工期,前前后后 大约需要七年。梁鉴时说,这主要得益于当时光明农场改革开放的环境 与政企合一的体制,对于建设项目,农场有很大的决定权。厂房建好之 后,农场购买了一批军队退役的马来饲养,抽马的血提取血清,培养制 造破伤风疫苗。几年后,血源扩展到人血,从中提取白蛋白。如今,生 物制品厂市值高达六亿元,而且产品供不应求。

  以农垦和农业种植起家的光明农场,最终在农牧和工商业全面“开枝散叶”,开启了多元经营的现代化经营之路。

  梁鉴时老书记用了整整一个下午跟我们回忆从筹备建场到光明农场现代化发展的巨变之路,在这条路上,他也从毛头小伙子变成了耄耋老人。给我们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多次激动哽咽,为那些在这块土地 上辛勤付出的职工,为那些多年坚守于此建设与发展的干部……他最后 谈到自己担任书记的感受,哽咽不能语地说道:“我感谢他们!”

  本文摘自《寻找光明记忆:农场往事》之《建厂元老忆往昔》,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

  深圳市光明区公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是光明区文体教育局的下属文化事业单位,负责区图书馆、文化馆与文艺社团管理。自2014年起开展了以收集整理与留存本地传统文化历史为主要目标的文化项目“寻找光明记忆”,四年多来,项目组一百余次走进社区,采访两百余人,进行田野调查与采访调研工作,组织以本土文化传承为主题的大型活动十余场,开展以本土记忆为主题的展览十余场,推动了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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